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约定的主管方式不一致时，如何处理？

问题分析：

因主管问题涉及法院审判权行使的边界，与管辖这类“内部矛盾”有所不同，故法院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相对更为保守。但我们注意到，最高法院在（2016）最高法民辖终38号案件中作了开拓性的尝试。该案中，保理合同与两份基础合同约定的主管方式不一致。最高法院认为，保理商针对两者的起诉系基于同一目的，属于必要共同诉讼，应予合并审理。鉴于案涉三份协议对于主管及管辖的约定相互矛盾，故适用合同纠纷管辖的一般规则，各被告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法院均有管辖权。

最高法院将其定性为必要共同诉讼，或系出于难以协调合并审理的需要与主管约定之间的矛盾，理由并不充分。保理纠纷中，虽然同时起诉的目的均指向收回融资款本息，但两项请求权性质并不同一，且相对独立。如定性为必要共同诉讼，将导致保理商无法单独起诉债权人或债务人。

最高法院在处理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主管问题时的思路可兹借鉴。虽然在主合同与担保合同管辖约定不一致时，以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[8]。但在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出现主管约定不一致时（如涉及仲裁条款），法院通常认为应当尊重仲裁的自愿性和独立性，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应予分别审理。我们认为，存在主、从合同关系的场合尚且如此，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并无主、从关系，根据最高法院以往的态度，主管约定不一致时原则上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，法院仅审理其有权管辖的争议部分。由此，（2016）最高法民辖终38号案件能否作为最高法院对此类问题的一般性意见，尚待观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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